歪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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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是个有争议的人，在我们看他的书之前我们就已经给他贴了两张标签：汉奸、无赖。如果说他在政治上犯了极左、极右或是反动的错，那也就算了，我们这个国家对内祸向来是比较健忘的。偏偏他是当了汉奸，这就足以让我们唾弃。因为我们对那段历史的反思还停留在对侵略者及一切“走狗”的仇恨上。如果是情场上四处留情，残害女性那也就罢了，在我们这个社会包养N个情妇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可不巧的是他还伤害了张爱玲，祖师奶奶影响甚广，谁跟她过不去，那就是跟千千万万个张迷及其家属过不去。在我们眼中，胡兰成始终是一个犯了错的人，他欠历史一个交代，欠张爱玲一个交代，他欠读者一份交代材料。我们总希望在他的文字中看到反思和忏悔的成分。或许当你拿起《今生今世》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批判的姿态，然后看他的悔过态度和文字优劣再去决定是否宽容他。可是胡兰成很不识相，他非但没有反省悔过，反而在书中饶有兴致地大谈童年趣事，沾沾自喜地回忆旧情往事，大有卖弄文采、粉饰自己的嫌疑。令人愤恨的是一部分“无知少男少女”还中了他的“迷惑”，成为“胡粉”，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胡兰成是个招骂的人，但一味去批评指责他也没什么意义，何况有些言必民族大义的人动不动就骂他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情操。对于这样一个犯下大错的人，倒不如去分析他为何会这样，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认识。在我看来胡兰成是一个没有根的人，无根所以无节，最终像一棵浮萍在乱世的浊水中四处飘荡，惹得一身的淤泥。

生活上他到处漂泊，寄居他乡。他十二岁那年就给上虞俞家做了干儿子，得以接受新式教育，毕业后一直飘忽不定，四处寻职。先后辗转于杭州、北京、广西柳州、香港、上海、武汉、南京等各地。抗战后，则改名换姓，仓皇逃亡。最后是逃到了日本算是比较安定了，可又在1974年去台湾做了教授，没过两年则因为历史问题又回到日本。

在政治上他没有信仰，逐利而就。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胡兰成受的是中西合璧的教育，但在西式教育上受得不够彻底。他在当时的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便因学潮而休学了。在惠兰中学读得要久些，但也没有最终完成学业。而且他对惠兰中学的宗教气氛很不习惯。他虽然曾在燕大工作，但连自己都承认了“没学到一点东西，却只是感受了学问的朝气”。西式教育上的不够系统，让他并没有同那些慷慨激昂的爱国青年那样有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和信仰，有的只是追逐功利的愿望。后来在广西教书的时候，胡曾在病发期间竟有了想参加江西红军的念头。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念头，只不过是对现状的不满，而不是追求红色理想。在广西期间，胡兰成也曾鼓吹抗日，遭受监禁，俨然一个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他只不过想借用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点利益。胡兰成进入汪伪政权，我看也不是信了“和平运动”那一套理论，也只是利益驱使罢了。1939年陈璧君到香港，将胡兰成的薪水增为三百六十元港币，另还有二千元机密费。这样的待遇，有多少人会不心动，尤其对一个多年一直穷困潦倒，没有政治信仰的人来说。

在情感上胡兰成用情不专，到处风流。这一点张爱玲是写得很不客气，《小团圆》中的邵之雍是个连朋友的老婆都不放过的人，他还在临走前强奸了小康。而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倒也不避嫌，在里面收录了他与八个女人的旧情往事。这八个人当中，有农妇、作家、教师、护士、朋友之妻、日本友人、及上海黑社会老大的压寨夫人，基本上各年龄段，各行业的妇女都照顾到了。之所以口味如此杂乱，恐怕也是无根的表现。他没有一个核心的审美观，没有一个核心的爱情观，所以在情事上如此泛滥。

《今生今世》中胡兰成的薄情与风流是暴露无遗了。举个例子：《民国女子》的最后胡兰成讲述了他与张爱玲的一段对话。当时正值抗战末期，胡兰成察觉到战局的变化，预感到自己将来是要逃亡的，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行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必定找得见”。张爱玲回答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可是到了真正逃难的时候，胡兰成却把当初的约定忘得一干二净，为讨新欢高秀美的欢心，把名字改成张嘉义。对于取这个名字的原因胡兰成在《天涯道路》里是这样写的：“嘉义本是秀美给她女友谢君的小孩，拜她为义母时取的名字，我一听非常好，竟是舍不得，就把来自己用了，用老婆取的名字，天下人亦只有我”。胡兰成贪图张爱玲家族的名望改姓为张，讨好新欢更名为嘉义。等到张爱玲亲自从上海跑到温州牵他招他，他则是不为所动。对于自己的薄情，胡兰成倒也坦诚。他完全可以不写换名的细节，或用文字技巧掩盖。而他对每段感情写得都坦诚：做对了，他坦诚，做得不对，他也坦诚。这种没有根据的坦诚，缘于他的思想没有爱情观，只有女人观。坦诚的背后，他是有一套逻辑与理论去解释这一切。他说“我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情有迁异，缘有尽时，而相知则可如新，虽仳离决绝了的两人亦彼此敬重，爱惜之心不改。《桃花扇》里的男女一旦醒悟了，可以永绝情缘，两人单是个好。这佛门的觉，在中国民间即是知，这知竟可以解脱人世沧桑与生死离别。”进入胡兰成的清明世界，这一套女人观似乎也说得通，但他的清明世界里是没有道德观、价值观的。

《今生今世》中写的都是胡兰成所经历的生活，尽管只是私人的记忆，在文字色彩是一边倒的偏向于他。但撇开这些，也不论文采如何，你会发现胡兰成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素材，可以让我们多一个角度去看历史。《韶华胜极》中胡兰成写了老家胡村，以前我们总是以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旧社会的天是无比阴暗。可胡兰成竟将万恶的旧社会农村写得充满田园情趣，充满暖意。这给了我们另一种角度去看民国时期的农村生活。《凤兮凤兮》中胡兰成写了他与原配玉凤的婚姻。玉凤是个传统的农村女孩，没读过书，不像那些新派的女学生，两人是指腹为婚。以往我们看待这种婚姻总是带着批判的角度，认为这是封建礼教的迫害，是对自由的束缚。其实在那个年代，能够实现自由恋爱仅为少数。胡兰成在书中记录了他第一次见玉凤到为玉凤买棺材等婚姻生活的细节，可以让我们对旧式婚姻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永嘉佳日》胡兰成讲到他在温州逃亡期间曾经用张嘉义的身份给梁漱溟、冯文炳写信，讨论学问。他也上门与温州的知识名流刘景晨结识，经刘介绍还认识了夏承焘。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知识风气。放在今天，如果一个无名之辈给余秋雨大师写信讨论散文，不知余大师会有何回应呢？